幼儿园实验课教案20篇（幼儿园实验课教案大班）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城南校区，在上个世纪末被改为青年毛泽东纪念馆。里头有一片西洋式的房子，就是湖南一师附小。

1920年夏至1922年冬，青年毛泽东在这里做了两年多的主事，也就是校长。

也是在这个时期，他以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优质高产的记者、优秀的小学校长三者合一的身份，初步实践了思想与行动上的统一。

这为毛泽东以后从事革命工作，创造性地走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时他的本职工作，做得的确是相当出色。可以说，被称为我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的理论联系实际作风，就是在那时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在一师附小实习期间，毛泽东曾亲笔撰写过小学教材的教授课纲案，对教材和教学方法进行了统筹和细分。

后来主事期间，他一方面对国文教材进行改革，打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围墙”，让课堂的教与学延伸到社会议题。

另一方面，毛泽东借助湖南一师的平台创办了各种工人和农民的夜校，并专门为此编写教材。

如今，毛泽东作为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的一面早已广为人知，而作为教育家的一面始终静静地躺在历史的记忆中，尽管少为人知，但从来也未曾消散。

教育，是国家走向盛强的基础，没有教育的国家好比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而教育，始终离不开读书。“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一本书，或许不足以振兴一个国家，但是书中所折射出的教育，却可敌一国之师。

读书是毛泽东一生的爱好。毛泽东常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他的这个爱好，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为了求知，他留下的足迹很多，遍布下屋场、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东茅塘等地的私塾。

他有一位严厉而守旧的父亲毛顺生，虽然支持他读书，但目的在于让他早日接过家业，经营好毛家的田地房产。

在毛泽东13岁那年，他辍学了。因为父亲不满足于儿子只是在上学前和放学后到田里帮着干农活。

但即使是这样，毛顺生还是时常看不惯毛泽东，因为他一旦读书就入了迷。

每当看到田头垄上、饭前饭后的毛泽东依然手不释卷，毛顺生的心头就窝了一团火。他总是认为毛泽东读书误了农活，父子俩常为此争吵不休。

毛泽东的朋友肖之升目睹过毛家父子之间的一次争吵，有过这样的回忆：

“风波过后，他们回去吃午饭。大约五点钟的时候，毛泽东又不见了。这一次，父亲轻而易举就找到了他。

他径直走到古墓那里，一眼就又看到使他上午大动肝火的那幅画面，毛泽东端坐在那里看手中的书，空担搁在一边。父与子又接着上午的茬争吵起来。

‘你真的鬼迷心窍，中了这破书的魔了？把你爹的话只当成耳旁风吗？’

‘不是，爹。我还是听你的，你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的意思你明白得很。我要你一门心思扑在田里，规规矩矩干活的，别再看这些闲书。’

‘我会规规矩矩干活的，但我也要看书。我保证先干活后看书。田里的活干完后，我总可以干自己的事了吧。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只要我做完了田里的那份活，你就不用管我看自己的书了。’

‘可是，小子，你才挑了几担就躲到这儿来看书’。

‘来看书之前，你要我干的活我都完成了。’毛泽东平静地说。

‘完成什么了？’父亲追问道。

‘吃过午饭后，我已经挑了十五担肥了。要是不信，自己到田里数一数去。搞清楚了你再来。现在你还是让我清静一点吧，我要看书了。’

父亲目瞪口呆。半天挑十五担真够辛苦的。如果儿子真的干了这么多的活，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对于这个儿子，他感到又困惑，又伤心。他慢慢踱到一家人正在忙活的地里，数了数，真的有十五担。”

从这天开始，父子之间虽然没有明确达成什么“君子协定”，但是，只要毛泽东完成规定的农活，父亲便再也不干涉他去做什么了。

只是，少年毛泽东的乐趣尽在书中，他的心思早已不在韶山的田野之间，他要走出山冲读书求学，寻找那更为宽广而精彩的世界。

16岁那年，毛泽东离家去湘乡求学，临行之前，他将一张纸条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上面写道：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走出乡关的毛泽东，先是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18岁时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

19岁时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20岁时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不久第四师范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开启了他的教育生涯。尽管他的一生，都是教书育人的典范。但正式的科班教育，的确是从湖南一师开始的。

实习教案

在湖南一师的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陈列馆中，珍藏着一篇毛泽东在一师附小实习时亲笔写下的《国文教授案》。

那时的国文，可以对应为现在的语文。

教授案的原文没有标注写作时间，幸好附着的评语对日期有所记载，让我们能够追随着岁月的记忆感受那个时代。

湖南一师的学生李端纶于1917年9月22日对这篇教案写了如下的评语：“毛君态度、教法、言语均臻完善，惜其立地未能适当耳。”

那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将来的历史价值，一份实习生的教案竟然被珍藏数十年，足以证明它当时的专业价值。

正如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所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下面，我们稍费笔墨，对这份实习生的教案进行一下简单的剖析。

在这个教授案中，毛泽东以教材第四册第十课《衣服》为例，说明了制衣的两种衣料以及“常服之衣宜以布制之”的道理。

《衣服》这篇课文讲的是“怎么制作衣服”。

毛泽东首先从“读”开始阐述方法，他用“个、行、齐”表示，要求分个别读、一行一行地读和全班齐读。

从这个读法上，就能看出理论联系实际的影子了。

其实一篇课文的读法，最好的方式是让学生通过对课文的理解和朗读实践，自己逐步悟出。教师的说明或“引导”，只是一种方法，并不是唯一的结果。

而且，同一个句子、同一篇课文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如果非要强求一致，就会压抑学生的创新精神。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

第二步是学习文法，教案以文中“制衣之料，或用绸，或用布。绸价贵，且不能常洗，故常服之衣，宜以布制之”为例，从“区分段落”、“变更顺序”、“增减字句”三个方面着手，进行文法分析。

教案通过分别举例说明，对课文的逻辑结构、部分语句的独立性进行阐述，并通过词语的省略、替换、补充和词性的改变来进行语法练习。

这里没有要求死记词语解释，大讲语法理论，有着较好的生动性和实用性。

第三步的“做选例”，实际上是对课文进行仿写，这是一个活泼而又实用的练习。

毛泽东尤其注重因材施教，对那些“高材生”，要求以“制伞”为例，全要素阐述。

对于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就以做井栏为例，进行主体意思的简写。

第四步，教案要求“补助教授未及之知识”，也就是说要教授学生们课本以外的知识。

毛泽东结合课文进行了俭德教育和爱国教育，并补充介绍了毛织物。此种结合和补充十分自然，顺理成章，并无生搬硬套、“贴标签”的感觉。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教材的发散性和诱导下思维相当推崇。他从简单的“制衣”，衍生出“勤俭节约的美德教育”、“提倡用国货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由点到面、举一反三的通识教育”。

第五步，也是最后一步，就是结合生活实际进行加减法应用。说是国文教学，实际上已转入了数学教学。

想起如今众多家长在与孩子进行学习交流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科科考语文”，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在这里，毛泽东提出课文中有“名数加减”之法，列举了如“白布八尺，青布九尺，共布几尺？”……“纸十六张，用去七张，余若干？”等五道计算题。

长时间的语文学习之后，再做几道算术题，未尝不是一种思维调节。

的确精彩，无怪有“毛君态度、教法、言语均臻完善”之评！

想起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过的话语：那个时候，他认真地考虑过自己的前途，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

不得不说，毛泽东的确是一个杰出的“教书先生”。他针对教材的文案编写、教育方法、教育目标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方案，让学生通过教材，不仅仅是学到知识，更学到了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

在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和思想家的身后，是一名实干家无数种行动的堆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如此。

“教育之于心灵，犹雕刻之于大理石”，作为人类的灵魂工程师，教师在社会中担当角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作为教师群体的重要代表——小学校长，无疑是一个尤为重要的社会角色。

当今是如此，百年前更是如此。

办校生涯

担任一师附小主事，也就是校长，是毛泽东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站。这样一个社会角色，既受社会重视和尊敬，也能代表社会发声、提出诉求。

就在那段时期，新文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马克思主义的红色思潮也遍布中国大地，毛泽东无疑是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

他借助这个重要的社会角色和湖南一师的平台，悄悄地展开了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毛泽东尤其喜欢思考，他的老师黎锦熙在当年的日记中曾经写到：毛泽东“常独坐树下，疑思至晚，同住以为奇”。

事实上，毛泽东既注重学与思，也注重践与行。

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他就是学友会中一名出色的活动家。

1917年，毛泽东作为得票最多的学生被选进学友会，而且负责主持学友会工作。为了增加学友会的经费，他曾在街上卖过小吃。

不过他最终的目的，还是创办学校，宣传先进的思想。后来他以学友会的名义为长沙的工人办起了一所夜校，夜校不收学费还发放教材。

他在贴在大街上的招生广告上这样写道：“我们不是木头石头，我们是人。有了文化，我们就能挺直腰杆做人”。

“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广告还补充道，“笔记本和所有教材都不要钱”。

这是毛泽东的第一次办校体验，他亲笔编写教材，亲自负责招生。一方面广告招生，一方面还跑到工人家中招收学员。

这次的夜校经历仅仅持续了几个月，因为大部分老百姓认为读书太难懂了。

但对于毛泽东来说，挫折更像是一种挑战。初次办校的经历给他带来的绝不是困难，更多的是经验。

等到毛泽东走上一师附小主事这个重要岗位时，早期的磨砺开始发挥作用了。他充分地运用之前的积累，把这里开发成一块进行早期革命活动的沃土。

当然，他的这些行为，也离不开对他赏识有加的老师易培基。

上个世纪20年代初的易培基，是湖南的风云人物，除了担任湖南一师校长外，他还有个更显赫的身份，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有了他的鼎力相助，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主事这个岗位上如鱼得水，正如他后来对同窗好友周世钊的笑谈：

“我那时能在一师范搞教育，还能在军阀恶势力下宣传马列、组建党团，多亏易培基先生这个后台老板硬哟！”

担任附小主事后，毛泽东把五四精神推向前进，开始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一边进行教育改革，一边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

针对国语教材，他补充了当下精彩的时文。这样，学生就能在课堂上与老师一起读到像李大钊的《今》这样富有哲理的文章。鲁迅的经典文章《故乡》、《我们怎样做父亲》也被毛泽东介绍给学生阅读和抄录。

在毛泽东的大教育观中，学校与家庭、社会是一个整体：“学生出学校入社会，若社会之分子无知识……则学生在学校所得之知识与之枘凿。

其结果亦只有两途：或为所融化，或与之分张。从来之柔懦奸邪，皆前一种之结果。从来之隐士，皆后一种之结果。”

（注：枘，榫头；凿，榫眼。‘方枘圆凿’，方榫头，圆榫眼，二者合不到一起，比喻两不相容。）

因此，毛泽东早早地把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带进了课堂。

他特别看重读报，认为这是了解社会的好途径。于是，一师附小要求学生读《湖南通俗报》，并且人手一份。

在每天上课前，学校老师还亲自指导学生读报纸上的新闻和评述文章。

在鼓励学生读和说的同时，毛泽东还鼓励大家经常练笔，每周写一篇作文和一篇读书心得。

通过“读、说、写”三者相结合的方式，毛泽东引导学生用“写”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增强“说”的条理，检验“读”的效果。

考虑到当时中国还是农耕社会的主体，毛泽东从社会整体改进的角度，要求学生通过接触实际的生产生活，了解农村。

他认为，学生毕业后，应当能顺利地进入农村发挥作用，这样才有利于提高地方的治理水平。

因此，“一师”附小设置了园艺、畜牧、印刷等实习课，学生在课堂学习之外进行种菜、养殖，印制信纸、信封、作业本。

这些寓教于学的方式，既增进了学生对社会生产的了解，又提高了个人生活能力。

另外，针对湖南军阀赵恒惕迫害进步青年，毛泽东鼓励学生大胆以此为题材写文章，表达自己的见解。

在读时文、写时事的这一过程中，学生们既增强了学习的信心，也懂得了学习的责任。

真正的学习不仅要了解知识，更要掌握方法，而最根本的还是担当责任。教书育人，育人为本。

作为中共湘区党的负责人，毛泽东充分借助湖南一师的平台传播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学生是革命的中坚力量，那么教师则像一根红线，把他们与那不断扩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行营连在一起。

这里的学生，不仅仅是指学校课堂上的学生，还有广大的社会劳动者。

针对校内学生，毛泽东不断招募新的积极分子，并依托学校的薪水维持少数学生领导人的生计。

校友会宽敞的活动场所成为了他们的会议室，图书馆也方便地对年轻人开放，让他们犹如出入公共汽车站一样自在。

针对校外社会人员，在第一师范学校的支持下，毛泽东开办了夜校，参加学习的有黑铅厂工人、电灯公司的职员、人力车夫、菜贩以及铁路工人等等。

毛泽东的教学方法相当简明形象，给人印象深刻，而且十分巧妙。

比如对于“工人”两字的理解，他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工”字，然后解释道，上边的一条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是“地”，中间的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

他的这种教学方法或许会让专业的教授们摇头，但对于很少能接受学校教育的劳苦大众们，确实是个好方法。

一时之间，居住在第一师范附近的居民都知道了“夜校的毛先生”。

另外，回想起自己作为农民儿子的求学坎坷，毛泽东还开办了“补习班”，为有需要的农民子弟讲授国文和算术等文化知识。

乡下的泥腿子就这样走进了第一师范宽敞的讲厅，他们皮肤黝黑，衣衫破烂，身上散发着汗味，在课堂上出声地嚼着烧饼和油饼。

这种看似格格不入的场景很快招致一些人的反感，有人试图把农民从第一师范的课堂赶出去。

这时，毛泽东再一次显示出面对困难时过人的毅力和有礼有节的斗争手段。

他一面尽力说服母校校长同意他的观点，一面当众以不屑的口吻说服饰和饮食习惯只是“小节”。

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最终打败了那些抱有成见者，补习班得以持续下去。

在毛泽东的办学工程中，最为出色的还是“湖南自修大学”，它于1921年秋季在“船山学社”成立。

自修大学的宗旨是：“吸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

实际上，创办自修大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请来另外一位共产党的创始人李达前来但任校长。

学校出版了言辞甚激的小型月刊《新时代》，毛泽东在上面发表了自己两篇首次带有马克思主义味道的文章：《观念史观批判》和《马克思学说与中国》。

他曾经对此进行解释：这份刊物不像普通校刊那样的“文字的杂货店”，它将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

当然，此时的毛泽东仍然首先是教师，其次才是理论家。他坚信教育会提高老百姓的素质。

作为教师，他始终是认真的。这一点，可以从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看出。

在宣言中，他对书院与学校进行了评价，他说学校的坏处是“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出于对旧式教育的不满，毛泽东还由“军阀”创造出“学阀”一词。他评价学阀冷酷无情，用学问做交易，只知给学生灌输知识，并要学生的酒喝。

而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入学者无须考试，但要求“提出自己对社会的批评主张”或“阐明自己的人生观”。

学校设置有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等课程，还设特别讲座，邀请名人到校讲学。

但教师授课相对较少，主要采取学生单独研究和集体研究相结合的学习方法，目的在于让学生自己“阅读和思考”。

在这里，学习的过程成为一个集体寻找光明的过程，学校的创始人毛泽东勉励学生们刻苦钻研。

对于旧式教育，学校也不仅仅是批判，正如利用古雅建筑作校舍一样，他们的目的在于从传统教育中借鉴吸收有价值的东西。

毛泽东提出要把三件好的东西结成一体：旧式书院的寻根索源的研究方法，现代学校的崭新教学内容，培养健全人格的常规体制。

湖南自修大学获得了成功，在办校的两年多时间里，学生来自13个县，最多时达200人。

湘区党组织从历史、地理和哲学各班吸收了许多新成员，湖南最早的一批党员，如郭亮、夏曦、夏明翰、李维汉、易礼容、罗学瓒，包括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等人，都先后在自修大学学习或工作过。

然而，只有少数人才知道学校的真正目的，在毛泽东的精心运作下，借助第一师范这个平台，湖南自修大学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悄悄地让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种子，在湖南大地上生根发芽。

毛泽东就像一个孜孜不倦的导师，走到哪里，把教学活动开展到哪里，在他领导下，红军也很快成为了一个大学校。

在瑞金和延安时期，红军创办了各类学校，毛泽东对教材的编写工作极为重视，亲自审定教材，甚至亲身参与了一些教材的编写。

新中国的教育

随着新中国曙光的到来，毛泽东也在提前思考教育体制的改革。

首先想到的还是教材的编写，既然要培养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不能照本宣科沿用“民国时期的旧教材”。

他专门指示有关部门，从上海、香港等地，将叶圣陶、周建人等一批有着丰富经验的教科书编写专家接到华北解放区，着手筹划新中国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北京成立，出版总署编审局由华北教科书编审会人员组成。

编审局调来老解放区和原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等单位的部分编辑人员，着手研究老解放区的教科书和民国时期比较流行的教科书，编审语文、历史、地理等教材。

1950年1月6日，教育部印发《关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指出：

“会议认为编辑与改编中、小学教科书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决定集中一批干部并组织一部分有经验的教员，来进行这项工作。”

另一边，旧有的教育体制也在进行变革，新中国首次明确教科书事业应由国家统一推进。除了教材编辑，旧的出版和发行机制，也统统进行整改。

1950年9月15日至25日，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会议提出中小学教材必须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决定由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简称“人教社”），专职负责编辑出版供全国中小学统一使用的教材。

12月11日，人教社举行成立大会，叶圣陶、柳湜分任正副社长，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社名。

人教社成立后，其他私营出版社全部退出中小学课本的编写、出版和发行的业务。

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进化、科技的发达，很多事物都发生了变化，但它们背后蕴含的基本道理是不会变的。

建国初期一般学校没有单设政治课，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由语文课来承担。

在1950年版初中语文课本开篇的“编辑大意”中，对语文课如何实现政治教育的目标作了明确的阐述：

“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要通过语文科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不能单靠几篇说理的论文。

一种思想内容或一个政治道理，可以用一篇说理的论文来表达，也可以用一篇小说，一首诗歌，一个历史故事，或者一个自然科学故事来表达。

无论用哪一种文章来表达，都要注意到适合学生的程度，让他们领会得到，消化得了。讲到程度，又要照顾到广大地区的学生。

要这样，才能够完成通过语文教学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才能够使学生得到深切的感染，对学生发生切实的作用。”

说到底，衡量一个教材成不成功，并不是看学生到底考了多少分，而是看学生对所学课程的兴趣有多少。

其实，越是成功的教材，就越能引起学生对这门课的兴趣。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国家的未来永远在下一代，毛泽东曾经说过：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在他看来，编写中小学的教材，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宁可把别的工作“缩小”，也必须抽调大量的专门人员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1953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文化教育工作，毛泽东在谈到教材编写问题时说：

“目前三十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确定补充一百五十个编辑干部，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决配套。”

会后，中组部很快调集了大量的专门人员，参与到教材的编写工作中。

他们是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包括了吕叔湘、吴伯箫、戴伯韬、辛安亭、张志公、陈伯吹、陈乐素、张毕来、邱汉生等知名学者，他们当中有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也有美术家，美术家们负责插图工作。

尤为重要的是，不少学者都是身兼教育家身份，其他人员也有很多是长期从事教材编辑和出版工作的。

这些都是一流的学者和人才，他们组织在一起，通力合作，分工明确，创造了众多教材精品，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对于首任人教社社长叶圣陶来说，在作家、教师等众多身份中，编辑是他的第一职业。

在他的眼里，“教育”的生命是“爱”，编辑工作就是教育工作，编辑和教师一样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叶圣陶常告诫同仁们：“编写教科书，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吸取百花精华，酿出蜜来，我们要吸收有关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写成教科书。”

出于自身的师范背景，加上富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毛泽东对教育工作付诸了大量心血，为新中国吸收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教育界人才，推动着新中国不断成长进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立国之本，容不得半点马虎。

评价优劣的标准，并不在于价格的高低，而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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