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委政法委机关2025年“根治违规吃喝顽疾涵养优良党风政风”专题党课上的讲话

在县委政法委机关2025年“根治违规吃喝顽疾涵养优良党风政风”专题党课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我们以“根治违规吃喝顽疾涵养优良党风政风”为主题召开专题党课，既是落实省委、市委关于深化作风建设的具体行动，也是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常态化要求，对机关全体党员干部的一次集体提醒、集体加压。作为县委政法委书记，我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纠治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但违规吃喝问题仍禁而未绝？为什么明明知道“酒桌陷阱”“饭局风险”，仍有少数干部“前赴后继”？这些问题的答案，既藏在“舌尖上的腐败”的细节里，也暴露出思想防线的松动、制度执行的漏洞、责任传导的虚化。今天，我想结合近期调研发现的典型案例、上级通报的违纪数据，以及咱们机关日常监督中的具体问题，和大家一起剖开“违规吃喝”的“伪装衣”，找准“作风之弊”的“病根子”，共商“长效治理”的“硬招子”。
　　　　一、认清“七种伪装”：违规吃喝绝不是“小事小节”，而是“大贪大患”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违规吃喝不是简单的生活问题，而是关系党的作风和形象的大问题。”但从近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报的案例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心存侥幸、顶风违纪，甚至把违规吃喝当成“社交刚需”“潜规则”，衍生出五花八门的“变形记”。结合咱们政法系统实际，我梳理了当前违规吃喝的“七种常见伪装”，大家务必高度警惕。
　　　　第一种是“不吃公款吃老板”——隐蔽性更强的“利益输送”。有的干部表面上“自掏腰包”，实则由管理服务对象“埋单”。比如，去年省委巡视组反馈的某乡镇干部违规接受企业主宴请问题中，当事人声称“是朋友请吃饭”，但调查发现，所谓“朋友”是其分管领域的工程承包商，餐费高达3000余元，且饭后还收受了对方赠送的高档香烟。咱们机关去年也查处过类似问题：一名基层法庭庭长以“同学聚会”为名，接受案件当事人的“私人宴请”，席间还“顺便”了解案件进展，最终因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被党纪处分。这种“不吃公款吃老板”的本质，是把公权力异化为“私人资源”，把“亲清”政商关系变成“吃拿卡要”的交易链。
　　　　第二种是“不吃本级吃下级”——层层转嫁的“隐形负担”。有的单位以“工作交流”“调研指导”为名，要求下级单位“安排接待”；有的领导干部下基层时“只挂名不买单”，让基层干部“打肿脸充胖子”。今年3月，市纪委通报的某县司法局违规接待问题就很有代表性：该局局长带队到乡镇司法所调研，全程由司法所负责订酒店、买烟酒，餐费共计2800元，事后以“基层调研误餐补助”名义报销。这种“上级吃下级”的做法，不仅加重了基层负担，更助长了“官贵民贱”的歪风，损害的是党群干群关系。
　　　　第三种是“虚列开支搞变通”——账目背后的“数字游戏”。有的单位通过虚开发票、拆分账单、伪造会议记录等方式，将违规吃喝费用“包装”成公务支出。比如，某单位将3次违规聚餐的费用拆分成“办公用品采购”“资料印刷费”“差旅补贴”等6张发票，分散报销；还有的利用下属企业、行业协会“做掩护”，将吃喝费用转嫁到企业账上。咱们机关在去年内部审计中发现，个别科室存在“以培训名义列支餐费”的问题，虽然金额不大，但暴露出财务监管的漏洞——只要动歪心思，“账本”就能变成“遮羞布”。
　　　　第四种是“不吃现场吃远程”——技术手段下的“隔空宴请”。随着纠治力度加大，有的干部开始利用微信红包、外卖平台“代付”等方式搞“线上吃喝”。比如，某街道干部与管理服务对象约定“各自点外卖，互发红包结算”，表面上看没有“面对面”聚餐，实则是“换汤不换药”的违规交往；还有的通过“家庭聚餐”名义，组织管理服务对象“轮流坐庄”，每次由不同人买单，试图规避“同一对象多次宴请”的监管。这种“线上＋线下”结合的违规方式，更具隐蔽性，查处难度更大。
　　　　第五种是“借公行私搞摊派”——公共资源中的“私用漏洞”。有的干部以“单位工会活动”“职工福利”为名，超标准、超范围组织聚餐；有的将公车用于接送参加私人宴请的人员，用“公务用车”掩盖“私人应酬”。今年6月，省纪委监委通报的某国企负责人违规吃喝问题中，当事人不仅用单位公车接送朋友聚餐，还以“工会慰问”为名，从工会经费中列支高档酒水费用，最终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这种“公权私用”的行为，本质上是对公共资源的侵占，是对纪律规矩的践踏。
　　　　第六种是“节日宴请藏猫腻”——传统习俗下的“作风考验”。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本是合家团圆的日子，但仍有干部借“走亲访友”之名，搞“团团伙伙”“利益同盟”。比如，某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在春节前轮流组织“家属聚餐”，邀请管理服务对象参加，席间“不经意”讨论项目审批、资金拨付等事项；还有的干部以“给孩子压岁钱”“送土特产”为幌子，行“收受贿赂”之实。这种“节日病”的背后，是“亲清不分”的社交观在作祟，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第七种是“酒后失德越底线”——自我放纵后的“行为失控”。有的干部自恃“酒量好”“关系铁”，在酒桌上口无遮拦、妄议政策，甚至泄露工作秘密；有的酒后与他人发生冲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更有甚者，酒后驾驶机动车，触碰法律红线。去年，咱们县就有一名政法系统干部因酒后驾驶被公安机关查处，不仅受到党纪政务处分，还被开除公职，教训极其深刻。酒桌不仅是“作风考场”，更是“法纪红线”，一杯酒可能喝掉组织的信任，喝垮家庭的幸福，喝烂个人的政治前途。
　　　　二、深挖“三个病灶”：违规吃喝的背后，是思想松劲、制度空转、责任空悬的“综合症”
　　　　违规吃喝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表面看是“舌尖上的任性”，根子上是“思想上的滑坡”“制度上的漏洞”“责任上的缺位”。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思想、制度、责任三个维度深挖根源，才能做到“对症下药”。
　　　　第一个病灶是“思想防线松动”——把“人情往来”当“挡箭牌”，把“吃喝习惯”当“生活方式”。有的干部认为“吃点喝点是人之常情”，对“酒桌文化”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有的把“能喝酒、会应酬”当成“能力强、人脉广”的标志，甚至将违规吃喝视为“职务便利”的延伸；还有的存在“小节无害”思想，觉得“喝几瓶酒、吃几顿饭”是“小事”，不会触犯党纪国法。我在调研中发现，个别基层干部甚至把“陪领导吃饭”当成“进步机会”，认为“酒桌上喝好了，工作上就能少挑刺”。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本质上是宗旨意识的淡化、纪律观念的缺失，是把组织的培养、群众的信任抛诸脑后。
　　　　第二个病灶是“制度执行空转”——“牛栏关猫”的漏洞多，“抓早抓小”的力度弱。虽然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公务接待、商务宴请的规章制度，但部分条款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对“企业内部食堂”“私人住宅聚餐”等场景的监管规定不够明确，对“正常礼尚往来”与“违规收送礼品”的界限把握不够精准；有的单位对财务报销审核“走过场”，对发票真伪、消费明细不认真核查，导致“变通报销”屡禁不止；还有的单位对干部职工“八小时外”活动监管缺位，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让小错酿成大错。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果制度成了“稻草人”“纸老虎”，必然导致违规行为“野火烧不尽”。
　　　　第三个病灶是“责任传导虚化”——“上热中温下冷”的现象突出，管党治党压力层层递减。有的领导干部落实“一岗双责”流于形式，对分管领域的作风问题“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有的把“纠治违规吃喝”当成“纪委的事”，对自身职责范围内的问题“装糊涂”；还有的单位“一把手”自身要求不严，甚至带头搞违规吃喝，带坏了风气、纵容了下属。咱们机关去年在巡察整改中发现，个别科室负责人对下属迟到早退、违规报销等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为“都是老同事，抹不开面子”，结果导致科室整体作风松散。这种“责任空转”的现象，本质上是政治站位不高、担当意识不足的表现，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三、打好“组合拳”：既要“当下改”，更要“长久立”，坚决铲除违规吃喝滋生的土壤
　　　　根治违规吃喝顽疾，关键是要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既要聚焦当前突出问题“猛药去疴”，也要着眼长远完善机制“固本培元”，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浓厚氛围。结合政法系统实际，我提四点要求：
第一，以“思想破冰”为先导，拧紧“总开关”，让违规吃喝“不想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从内心深处树牢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才能真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一要深化警示教育。机关党委要定期组织“以案说纪”专题会，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特别是要剖析政法系统近年来查处的违规吃喝典型案例，让大家“看一看违纪者的忏悔录、算一算违纪的政治账、经济账、家庭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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