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读红色历史 寻现实差距 在对照反思中勤拭信仰之灯

党课：读红色历史 寻现实差距 在对照反思中勤拭信仰之灯
　　　　信仰一词，在上级文件、教育教案中反复提及，但总有同志感觉高大上、空虚远，落实起来没有抓手，认为只是挂在嘴上的一种“空谈”，感到讲不讲信仰无所谓，工作照干、工资照拿、生活照过，这其中不乏个别业务工作比较出色的同志，仿佛信仰真是可有可无。
　　　　一、探寻信仰本真——说一说，信仰是什么，我们为何需要信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这是最高领袖为中国共产党人信仰所作的注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信仰与信念、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同属于上层建筑，是一种意识形态。
　　　　每个人都有信仰，只不过有人信仰的是某种宗教，有人信仰的是某种思想、主张，有人则直接信仰金钱或权力。普通百姓的信仰，就是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核心就是“信”，但不仅仅是“信”，还有把信奉的对象作为自己行动的原则和指引。也就是说信仰包括相信和追求两部分。共产党员的信仰，就是《党章》中规定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00多年来，《党章》17次修改，这一答案始终没变。因为这个信仰始终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
　　　　(一)信仰给中国共产党人指引了前行方向。有位哲人曾说：信仰就像一个遥远的光点，哪怕渺如星斗，也能让人奋然前行。革命烈士韩麟符，为了信仰信念两度寻找组织。一次是韩麟符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前期准备工作，后由于身患疟疾，在地下党员家里养病，病愈以后积极寻找组织，为避免引起敌人的怀疑，与妻子丢掉随身携带的银元、衣物等，这期间，两人除了一身衣服外，一无所有，最后衣衫褴褛地辗转返回天津，尽管如此，他仍奔走于旧中国每一处革命星火燃烧的地方。另一次是1928年，因在收编张宗昌旧部过程中与顺直省委产生矛盾，被以“犯了军事投机和组织上的错误”为由，“留党察看六个月之处分，并开除内蒙古特委书记职务”。1934年，为躲避通缉，韩麟符与夫人隐居山西省榆次县东苏村。这段时期，被一些同志认为是“脱党”“叛徒”。后经榆次、元宝山等党史研究人员的调查，韩麟符被开除党籍期间，他不但与陕北红军积极联系、以笔名给天津的《大公报》撰稿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还积极介绍过去的部下前往延安参加工农红军。韩麟符在不被组织信任、受到敌人通缉的情况下，仍坚持革命斗争，这就是信仰赋予他的伟大力量。历史实践启示我们：信仰是人生的灯塔，没有信仰的指引，人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航向。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枪杀韩麟符的人恰恰是党的叛徒——他曾经的战友，并称“热河四杰”的中共内蒙古特委书记郑丕烈，因为听说蒋介石悬赏50万元捉拿或处死韩麟符，便与南京宪兵司令部警务处长韩文焕接洽，秘密埋伏在村口，趁韩麟符出村不备之际，将其亲手枪杀。因为信仰的问题，一个成了万人敬仰的革命烈士，一个成了万人唾骂的无耻叛徒。
　　　　(二)信仰使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克服重重困难。据乌兰夫的儿子乌可力回忆，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亲自接见乌兰夫和白海峰。毛泽东在仔细听取了两位蒙古族抗日英雄在鄂尔多斯的莽莽高原和额济纳旗的浩瀚大漠里，指挥新3师纵横千里、奋马扬戈，一次次打击日寇和蒙奸的汇报，连连拍手称快，并问“你们为什么把部队拉到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驻守?”，乌兰夫答道：“国民党二战区指令我们驻守在河套地区，为傅作义的老家看家护院，我们把新3师顶在伊克昭盟地区。一方面，可以坚决顿挫日寇继续西进的企图；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一条，我们顶在鄂尔多斯，就从翼侧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战略安全，不让党中央、毛主席有北顾之忧!”毛泽东默默地看着乌兰夫和白海峰，缓缓地伸出拇指，赞道“好啊，你们有如此之强的大局观，了不起！了不起！”一句“我们顶在鄂尔多斯，就从翼侧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战略安全，不让党中央、毛主席有北顾之忧!”说起来轻描淡写，做起来并不容易，莽莽高原、浩瀚大漠即使是在文学作品中也是艰苦地域的代名词，更何况身后的千军万马还要吃喝，仅仅是筹粮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更何况还要与敌人英勇战斗，就是在这样险象环生、危机重重，既有前后围堵的强大敌人，又有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还有缺吃少穿的补给匮乏，但衣衫褴褛、装备落后的新3师却最终生存下来并屡屡打击日寇，是什么让他们做到了攻坚克难、敢于胜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够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三)信仰让中国共产党人不惜热血革命。多松年是内蒙古地区早期的革命者，乌兰夫的同学，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同志亲自参加其宣誓仪式。1926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年后，多松年根据组织安排提前回到祖国，成为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在北方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察哈尔地区的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建立了一个县农会、四个区农会、八十二个村农会。“七一五”事变后，面对汪精卫和蒋介石、北洋军阀几股反动势力沆瀣一气的同流合污，面对反革命势力的大肆围剿劫杀、血腥镇压，在绥远活动的多松年不顾同志们劝阻，毅然回到血雨腥风的张家口，努力恢复被破坏的组织，营救被捕同志。不久因叛徒出卖，不幸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抓捕。敌人如获至宝，炫耀抓到“大共产党”，但无论是严刑拷打逼供，还是高官厚禄引诱，都被多松年毅然拒绝。1927年8月11日，曾经杀害李大钊的奉系军阀，用五根一尺多长的大铁钉，极端残忍地将多松年活活钉死在张家口的城墙上。22岁，多松年用如此年轻鲜活的生命，用如此壮烈的死，向人们展现了一个蒙古族共产党员对崇高信仰的伟大追求！多松年是“五大”代表中年龄最小、蒙古族党员中职务最高、牺牲也最为壮烈的烈士。他的英勇事迹鼓励着许多蒙古族进步青年紧紧追随中国共产党，寻求民族解放的真谛，探索民族复兴的道路，献身中国革命事业。退居台湾后的蒋介石，总结解放战争失败的教训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第一条就是信仰缺失，要金条不要信条。由此可见，信仰一旦产生，就如同一个火种，一经点燃很快就变成一团火球，最终化作一片火海，释放出无尽的能量。
　　　　(四)信仰为中国共产党人注入丰沛能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只有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始终与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由此，也团结凝聚了全国的绝大数老百姓。50年代末，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几十个孤儿院几千名孤儿，因为食品不足、严重营养不良，患病、夭亡时有发生。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找到乌兰夫想要点奶粉，乌兰夫忧虑地说：“内蒙古给点奶粉是可以的，就是恐怕不能长久日常供应，有时运输不及时，孩子们吃不上奶粉，又怎么办？”他建议把孤儿们接送到内蒙古牧区，交给那些缺孩子的牧民抚养，“这样孤儿们也可以吃到新鲜牛奶、羊奶，成为蒙古族的新生一代，对繁荣发展少数民族人口也有作用，另外又解决了南方城市的弃婴和政府对孤儿孩子的负担问题，这是个‘两全其美，各有其利’的大好事。”就这样，内蒙古各地先后接纳了3000个孤儿，牧民们极喜爱孩子，有的给孩子取名“纳民呼”(汉语“党的儿子”之意)，女的则叫乌兰花、乌兰其格(汉语“红花”、“红孩子”之意)。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的，始终把人民放在重要的位置，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真心拥护，也吸引着各种各样的人才加入到中国共产党。赤峰市的一名入党50年的蒙古族老党员和希格，他当过老师、当过左旗第一任民委主任，在年轻的时候积极投身民族团结事业，尽管已经84岁高龄，仍表示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奔走。到底什么力量在驱使他不顾年老仍醉心工作？是信仰。或许BBC那句本想挑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的话最能说明党的宗旨“中共只惧怕一件事，那就是中国人民，他们不怕美国或英国，就怕中国人民”。
　　　　在信仰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风雨兼程、100多年苦难辉煌，筚路蓝缕，砥砺前行，创造出了一个个震铄世界的人间奇迹，成为了一个拥有9800多万名党员、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信仰不死，精神不灭。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也是如此。
　　　　二、警惕信仰失真——聊一聊，信仰不强的表现，有些人的信仰怎么了
　　　　革命年代，牺牲烈士的被捕往往与叛徒有莫大关系，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就是被江苏省委秘书长出卖的；赵世炎被捕牺牲后，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继任江苏省委书记，又是被江苏省委的交通员带人上门抓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牺牲的最高级别的领导人罗亦农，是被朱德的前妻贺治华出卖的。无疑，这些叛徒是革命年代信仰的动摇者、无耻的变节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力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大抓全面从严治党、重塑政治生态，信仰缺失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克服与解决，但信仰失真的问题还一定程度存在，主要是体现在一些工作的细节上，与党的要求相背离、与党对领导干部的要求相背离。
(一)在党不言党。对照入党誓词好好想一想，我们有没有丢掉了初心，忘记了承诺？存不存在以下现象和问题：凡事以个人为中心，首先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利、是否符合个人意愿，热衷于算“小账”“近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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