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论文3000心得(自然辩证法论文3000字)

自然辩证法论文3000心得(自然辩证法论文3000字)

我们这一代人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而对苏联的记忆常像梦一样缠绕着我们的头脑。

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当然不能只是感情层面上的惊诧和迷茫,1978 年,在改革开放起始之年,我选择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作为自己专业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迄今已经整整四十年了。2006 年,我把研究成果总结了一下,出版了《跋涉的理性》一书。这本书梳理了自普列汉诺夫以来,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到苏联解体一个多世纪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的历史,按照历史语境的变化,从外史和内史相结合的角度,对思想观点的演变、重大事件的争议、理论学派的分化做了系统的反思。这是一个纵向的研究,主旨在于把握俄(苏)科学技术哲学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从历史发展中重新审视相关主题,以求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但受这种历时性叙事的限制,许多重大课题不能做出深入解析,这使我早就有意另起炉灶,改变叙事体例,选择重大主题,以系列专论的形式,写一本《跋涉的理性》姊妹篇—《迷思后的清醒》,如果说前者是纵向的史述,后者则是横向的史论

正题《迷思后的清醒》的含义是双重的,一是说,作为历史客体的当事者,苏联的一些科学技术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官方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压制下,保持清醒的头脑,以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坚守自己的信念,通过独立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辩证方法论为指导,在哲学和科学上做出了骄人的成就,而且对走过的历史道路、各种理论争论和学术事件做出公正的评价;二是说,作为认识主体的研究者,无论是解体后的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家(包括经历过苏联时代的老一代人和解体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西方的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者,还是我国的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今天的历史新时期,终于拨开了长期笼罩着苏联的迷雾,可以透视其中真相,应当也能够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得失了。

本书首先从语境分析入手,选择了“沙俄的科技政策和斯拉夫文化语境”和“苏俄建国初期的科技进步思想和科技发展战略”两篇专论。一个时代的科技进步趋势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科技政策构成了不同科学技术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语境。俄罗斯帝国(简称沙俄)植根于斯拉夫文明的特殊科技进步轨迹和科技政策选择,与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科技发展理念和科技政策选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容否认,苏联模式仍留有斯拉夫传统的印记。

苏俄建国初期,列宁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既有科学的理性思考,也有认真的实践探索,许多理论思考和政策设计不仅符合苏联的国情,而且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科技事业的第一个理论构想和政策实践是极富原创性和前瞻性的。虽然后来的斯大林模式中断了列宁已经成功推进了的发展路线,但在以后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在改革派的理论探索中,仍然能够看到列宁思想的深远影响。

接下来,我选取了俄(苏)科学技术哲学中两个最有特色的专题,系统地做了深入讨论。第一个专题是“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自然本体论研究”,即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或所谓的自然本体论研究。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到 50 年代,长达三十余年间苏联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主题是自然本体论和各门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这成了苏联科学技术哲学的历史特色。至今还没有人明确提到这一点。这一特色的形成当然与那一时代逐渐强化起来的中央集权体制和意识形态控制直接相关。这一方向的研究也经历了曲折的历史,本书也做了历史的追溯。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批专业的自然科学家,他们既摒弃自然哲学,也反对实证主义,而且拒绝接受官方的教条主义,始终保持独立的学术精神,根据自己的理解,从科学实践出发,真诚地运用辩证方法论指导科学研究,取得了世界级的科学成果。

他们的这些尝试和成就,印证了“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的论断,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世界哲学史上的特殊一页。我选择亚历山大洛夫、福克、奥巴林三位实证科学家作了案例分析,还专题分析了质量能量讨论中辩证方法论的积极作用。

美国学者格雷厄姆很早就对这一问题做过深入研究,但他的评述缺点是注意力主要放在哲学观点的辨析上,对辩证方法论究竟在哪一点上启发了科学家,使他们打开了科学思路却语焉不详。由于这一点涉及具体实证科学理论,需要真正的硬功夫,我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仍不尽如人意。只是我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完全忽略了这一重要方面,而按照恩格斯的本意,研究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和各门科学的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的中心内容,这一点在当下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不仅有淡化的趋势,而且还有被误读的趋向,所以很有必要重温一下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这一段历史。

辩证法是不是自然界本身的规律,以辩证方法论规范或启发自然科学研究是否具有合理性,这一哲学方向是不是复活旧自然哲学和重蹈教条主义的覆辙,如此等等都存在重大的争议。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卢卡奇开始即反对自然界存在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公案,重温苏联科学技术哲学在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所做的探索,特别是苏联科学家运用辩证法解决实证科学问题的宝贵实践,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资源。

第二个专题是“俄(苏)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的两个导向—本体论主义和认识论主义”。俄(苏)科学技术哲学中的本体论主义和认识论主义之争,已经有过充分的研究,我也曾多次撰文从不同角度进行讨论。本书则另辟蹊径,向前和向后拓展了研究空间。向前上溯到列宁。列宁的哲学思想发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与当时俄国革命面对的形势有关:前期主要论述哲学的党性原则,强调哲学上的两军对战,重心在论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后期主要研究辩证法的本性,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创造性地提出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命题。向后则一直延伸到苏联解体前后的那一代改革派科学技术哲学家。

20 世纪 60 年代,当改革已经成为苏联普遍的社会要求时,科学哲学的“六十年代人”从理论上发起了声势凌厉的哲学思想运动,纲领就是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这一导向以直接承继列宁后期的哲学思想为纲领,争取话语权和合法化地位,成为反对官方僵化教条的思想先锋,为解放思想开辟了道路。这条导向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老“三驾马车”—凯德洛夫、伊里因科夫、科普宁为代表,后期则以新“三驾马车”—弗罗洛夫、施维廖夫、斯焦宾为代表。这些代表人物在基本哲学导向上是相同的,都一直坚持认识论主义的方向;但新老两代的交替,反映了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两次转型—老一代标志着科学技术的认识论—方法论转型,新一代标志着社会文化主义转型。

本书特别注意到这六位学者的学术个性,比较他们在立论和叙事上的差异,并结合个人的身世分述了他们的学术命运。新一代的三驾马车在苏联解体后仍然活跃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舞台上,他们与原来的认识论主义传统的关系尤其引人注目。

第五章“新时代的历史回声”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对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一般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的窥视,所以副标题是“新俄罗斯哲学与科学哲学一瞥”。所谓特殊的视角指的是着眼于大转折以后俄罗斯哲学家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对待哲学基本问题,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和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一致性。我特别注意的是,新一代研究者是否和如何继承与发展“六十年代人”所开启的所谓认识论主义的思想导向。我首先透过俄罗斯哲学的领军人物列克托尔斯基和资深科学哲学家马姆丘尔等在解体后对苏联时期科学哲学的反思和总结,把握他们对苏联时期的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的基本态度。

可以说,他们所代表的观点带有主流倾向,显示了苏联科学哲学领域的独特性:有别于其他意识形态领域,没有全盘否定苏联时期科学哲学取得的成果,在对集权体制下教条主义的批判和摒弃的同时,却仍然对以“六十年代人”为代表的改革派科学哲学给予高度的评价,并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作为思想资源的历史意义和启发价值。我特别选取了新时期俄罗斯学者的四篇哲学论文作为窥探这一发展动向的窗口,这些文章均发表于 20052008 年,是颇有代表性的,以之为鹄地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述,虽不能说勾勒出新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全貌,但却清晰地凸显了这一领域思想发展的历史连贯性。

最后一章“西方的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是一篇特殊的专论。应当说,这是一篇填补空白之作,西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几乎迄无所知,相关西方原文文本在国内极难索求。但从西方视角如何看待俄(苏)科学技术不仅饶有兴味,更是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参考系,有助于认识俄(苏)科学技术的成就与失误,准确地把握其发展历程和学术特色。根据所掌握的文献,我发现按立场说,西方的俄(苏)科学技术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赞赏、敌对与中立。

这一研究难度很大,我利用网络时代提供的方便,检索到一些特别生僻的原始资料,例如在网上竟检索到 20 世纪 30 年代全套的英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劳动月刊》(Labour Monthly),而西方对俄(苏)科学技术的早期评论和介绍连篇发表于此。难得的是,直到今天,有些西方学者仍然在关注这一领域,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总之,本书主要是对苏联时期的科学技术哲学遗产的再反思,但历史是连续的,21 世纪以来俄罗斯科学哲学虽然已经脱胎换骨,但从中仍可以窥见苏联时期那些先驱思想的流风余韵。

本书特别增加了两个案例分析:“李森科现象及其教训”和“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李森科现象是苏联体制对待科技进步官方政策的典型事例,对苏联科技发展,特别是对俄(苏)科学技术的思潮演变影响巨大,是研究俄(苏)科学技术无法绕开的重大历史事件。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灾难性事故是现代文明史上最大的科学技术悲剧,是科技进步与人的复杂关系的典型事例。国内对这一事故的详情缺乏了解,我根据原始材料做了汇总和编纂,力求全面反映这一事件的真相。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是技术事故,但其实是人祸,是苏联科技体制和整个政治体制弊端的恶果。灾难发生时,正是俄(苏)科学技术的改革派大力倡导科技进步的人道主义伦理原则的时候,这不能不说是对历史的讽刺。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处在冷战末期,苏联作为超级大国是国际关注的焦点,中苏关系更是敏感而微妙,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又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参照坐标。当时,西方科学哲学的一些理论由于契合了思想解放的需要,成为理论界热议的显学。而俄(苏)科学技术则成了可与之比照的另一个对外开放窗口。我适逢其会,从介绍苏联学者对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和评价入手,在龚育之等前辈学者的鼓励和支持下,集合同道,建立起学术共同体,使俄(苏)科学技术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部门在我国发展起来。

学科命运是和时代的走势连在一起的。苏联的解体虽然不等于苏联研究的终结,但是苏联几乎成了失败的代名词,苏联科学技术领域的失败教训经龚育之先生的总结和后继者的努力,已经成为定谳,没有更大的拓展空间了。由于标准尚未确定,在对整个体制问题的评价没有共识之前,许多敏感问题难以把握,所以对俄(苏)科学技术的正面研究一时无法开展起来。虽然解体后的俄罗斯充满不确定性,但在国际关系格局中中俄双边的地位却举足轻重,所以如果说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需要,一些涉及经济、政治、外交、科学、技术、文化等双边关系的研究甚至有了长足的发展,那么相形之下对抽象理论的兴趣却日渐边缘化了。

这一研究域的沉寂也有学科内在的原因。科学技术是个特殊的研究域,由于它的交叉性质,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有深厚的哲学素养,还要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比较坚实的基础,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要有广泛的涉猎。

研究俄(苏)科学技术对此有更加特殊的要求:由于苏联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如前所述,苏联前期科学技术的主题是自然本体论和各门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尤其物理学和生物遗传学哲学问题一直是热点,所以在诸如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遗传学等现代自然科学领域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此外当然还要通晓俄语,而为了和西方科学哲学进行比较,还要阅读其他西方语言的文献。

这就是说,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是要付出超常努力的,但是并不因此就会得到更高的物质的和其他方面的回报。这些都使年轻一代学子对这一领域望而生畏。我从事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四十年间,日益感到远离热点的孤寂。但是,科学的唯一标准是真理,不能以冷热分高下。可喜的是,近年来一批俄(苏)科学技术的中青年研究者已经崭露头角,他们正在把这项研究推向新的高峰。

由于“左”的思潮干扰,对苏联意识形态的研究在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着种种误区,改革开放,正本清源,现在学术界已经能够理性、客观地审视苏联的功过是非了。以价值中立的眼光看待其有过辉煌成就的科学技术,既不隐恶,也不掩善,给予公正的评价,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

本书与过去著作的不同在于,比较注意苏联科学哲学家以及实证科学家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成就,并试图将他们放到世界科学哲学的舞台上,给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历史的发展使中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两国都在致力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创造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俄文化的交流也进入了全新的时代,高度互补,合作双赢,需要的是通过吸收双方文化的优长,滋养本民族的文化血脉。还在苏联时代,苏联科学技术的领军人物弗罗洛夫评价当时苏联的科学哲学研究:我国对科学哲学的研究现在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达到世界水平。这话应该不是自诩,而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所以我认为,改变消极的负面的眼光,更多研究整个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优秀遗产,是今后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的侧重点。

王安石《读史》诗说:“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想到那些在极端困难的情势下,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以无畏的理论勇气探索真理、给后人留下珍贵的科学技术遗产的俄(苏)学术前辈,不觉肃然起敬。我愿本书作为一束鲜花,奉献在他们的学术丰碑之前。

本文摘编自《迷思后的清醒——俄(苏)科学技术哲学史论》(孙慕天著)前言,篇幅所限,略有删节。科学创造未来,人文温暖世界。在科技引领发展的时代,与您共同关注科技史、科技哲学、科技前沿与科学传播,关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科学人文在线,创造有价值的阅读!欢迎关注、点赞、留言、转发、参与赠书活动,联系邮箱:kxrw@mail.science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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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适合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科学技术哲学和外国哲学专业的师生,以及对哲学感兴趣的广大科技工作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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