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入党申请书800字左右，高中生入党申请书800字左右！

原创：张进海

从我向党组织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到现在快50年了。

我是1973年上高中时，向学校党支部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从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到成为预备党员，站在光辉而神圣的党旗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经历了5年时间。5年的向往，5年的追求，5年的奋斗，5年的心路历程，值得回味，值得追忆。这其中有太多的故事需要讲出来。

这要从上我小学开始讲起，不过当时只是一种懵懂的自然状态。

铜川市耀州区城区一隅

1964年我在家乡上小学。那时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制度，叫“一大二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教育方面，几个公社是一个地段，设一所高中，一个公社设一所初中，大队设有完小，生产队设有初小。小学是五年制，称为完小。初小是一、二、三年级，完小是四、五年级,也有一至五年级。

我是在生产队上的完小，读完小学的。那时家里生活困难，我的两个姐姐都没有能够上学。从我开始，条件稍好了一点，才有了上学的机会。由于家里小孩多，缺少劳动力，我在小学二年级时，中途辍学。幸亏当时的小学老师是毕业于陕西渭南师范的我的姑表哥，他苦口婆心地劝说我母亲，说我读书用功，不让上学实在太可惜了。在他的动员、说服下，我母亲勉强让我继续念书，但要求每天还要给生产队放羊挣工分，从那以后，我就半牧半读，半天上学，半天放羊。有时还要去生产队办的小煤窑背煤装煤，挣点钱。

上小学时，我加入了红小兵组织。当时正值“文革”，红小兵代替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成了小学学生的先进群众组织。红小兵除要好好学习，德智体全面发展外，当时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就是手持自制的梭镖、红缨枪或木枪，在村口的路上，站岗放哨，盘问行人，查看路条、介绍信等，防止敌特分子搞破坏，同时还要负责行人背诵毛主席语录，如果不能背诵指定的毛主席语录篇目，就不能通行。

1970年我小学毕业，经过统一考试，去了公社所在地瑶曲镇上了初中。据我的表哥老师讲，当年上初中是经过严格考试的，大部分小学生没有通过考试，没能上初中。

当时初中学制是两年。初一入学后，我成了班级第一批红卫兵。当时红卫兵,是“文革”产物，也是少年的先进群众组织。当了红卫兵后，有时也会被公社安排在镇上的重要道路路口执勤，站岗放哨，盘问行人。记得那年全国抗美援越，全国声援越南，声浪很高。学校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全校抗美援越大会和示威游行，在老师动员和鼓励下，我代表全校红卫兵和学生在大会发言，模仿当时人民日报社论的口气，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历数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在初一下半年，我被学校团支部发展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成为年级几位共青团员之一，被选为班级团支部宣传委员。当时学校除学习文化课以外，每年还要组织学农、学工、学军活动。我们的学农活动大都是在学校的小农场种土豆和玉米，也组织大家到生产队去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主要是到附近的铜川矿务局建材场烧砖、搬砖、拉砖，建设新的校园。

学军活动最为丰富，记得1971年夏天，学校组织了一次连排进攻山头、占领制高点的战术演习，是由公社武装部现场指挥，完全按照部队进攻战术进行的，我被选到尖刀班，冲锋在最前面，当时特别有攻占高地，获得胜利的感觉。

1972年夏天，学校又组织了一次80公里的“武装”野营拉练，背背包、带干粮和“武器”，我被选为侦察班成员，先大部队半小时出发,侦察敌情，报告情况，探路并设置前进路标。

当时邓小平同志复出，对各行各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在教育战线，恢复了考试制度，被后来称为“教育路线回潮”。所以那一年，初中升高中，必须进行严格的升学考试，当时升学率大概就百分之二、三十左右，所以大部分初中毕业生是没有机会上高中的。记得我们是徒步四十里路，到耀县田家嘴地段中学参加高中升学考试，当年，在我们公社的考生中，我考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记不清了，大概是第一名，通知书是县教育局发的，是邮电局的邮递员送到我们家，告诉我母亲，我母亲马上将通知书送到了我劳动的地里，高兴地说，你考了第一，不知道是地区第一，还是公社第一，通知书也丢了，现在无处考证。我们高中学区三个公社共录取了一个班有50多名学生，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瑶曲公社考去的，说明我们公社当年的教学质量是很好的，记得另一个公社只考了两名高中生。

高中也是两年制。在高中学习时，我被选为班级团支部书记。在高一学年即1973年下半年我向学校党支部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崔宏均对我申请入党很高兴，也很重视，亲自做我的入党积极分子培养人，经常课外找我谈话，讲解党的知识，鼓励我努力学习。

上高中时，由于离家较远，实行的是大星期制，即两个星期回一次家，取一次食品，也就是背粮食、背馍、背咸菜，所以我会利用中间的一个休息日，到学校附近的山上割荆条、挖药材，拿到收购站买点钱，补贴学习费用。

由于“文革”原因，我们学校的老师，大部分都是陕西高校下放的大学老师，他们知识渊博，思想开阔，个性鲜明，关心时政，热爱教学，关心学生。比如我们的语文老师贾文野，水平很高，据说曾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随军记者。还有数学老师，是一个大个子，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放荡不羁，才华横溢，虽然每次上课先说，同学们，你们学数学，没有用，将来还是要回去劳动的。但是他讲起课来，又是口若悬河，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也有个别老师受过处分，下放到高中教学，有时也会发发牢骚。正因为如此，我们这几批学生，在学习上受到很大益处，虽然也受到“知识无用”，“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影响，但我们还是学到了许多知识，文化课的基础比较好。我们那一批高中毕业生后来基本上都当了乡镇小学教师，成为乡村基础教育的骨干。

当时我们生产队，有三人考上高中，其中一个叫王存虎的同学因为小时候患脉管炎一条腿被截了肢，行动不便，所以他整个学期都不能回家背食物。高中两年都是我和另外一名同村的同学陈万启帮助他从家里背馍背菜背粮。学校学生宿舍建在一个高台上，学校为照顾王存虎的生活，安排他在学校大门的传达室住宿，由我和另外一名同学和他住在一起，照顾他的生活，直到他安装了假肢行动稍微方便为止。

1973年下半年，全国开始批判教育路线回潮，批判白专道路。按照要求，学校也搞了一场运动，学校要求我这个入党积极分子要带头参加活动。我按照学校支部书记的指示，在班里动员了几名同学，积极参加活动，首先是几个同学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稿子经过书记审定，由我用毛笔抄写，晚上贴在了学校操场的墙上，在学校拉开了运动序幕。当时学校的运动搞得是“轰轰烈烈”，大会小会不断。主要是揭发批判老师中的坏人坏事，批判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批判唯知识论。

一次揭发批判大会上，校长让我带头发言，批判白专道路，批只专不红。会前，校长要我在会上点名批判化学老师薛世超，是如何给我们开小灶补课，如何给我们讲农业实用技术，甚至连我上山挖草药、割荆条的事，也要安在老师头上，说是受老师指使的。

我在批判大会上，只做了批判白专道路的发言，没有点薛老师的事。因为心里犯嘀咕，薛老师鼓励我去搞副业、挣点钱，是对我好，甚至还提供工具，有时还和我们一起上山割荆条。他在课余时间，把我们几个学生叫到办公室补习化学知识，还给我们讲一些国家大事，特别是他花钱赠送了我一套《果树栽培技术》，让我自学，说将来回农村会用得上。老师认真教学讲课，帮助我解决实际困难，我怎么能去批判老师呢，实在说不出口。

因为我没有按照书记的意图在大会批判老师，书记不满意，从此对我不再怎么关注了，把开展运动的一些任务交给了别的班级和同学，我也因为要批判老师，对参加批判活动不怎么积极了，入党的事也放慢了。

记得在学校组织的学农活动中,我们班几个同学在语文老师贾文野的带领下,到柳林公社贺家庄大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社会调查,最后代表学校形成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稿子是老师指导,由我执笔写成的。听说当时耀县有一位副县长，也在那个大队搞调查，看到了我们的调查报告，把稿子要去了，说要作为参考，还是要在县里面的工作简报上发表，我们只是听老师说，并不知道详细情况。

调查期间，老师还带我们去佛教名山香山寺考察。当时香山寺被当做四旧产物，遭到严重破坏，杂草丛生，颓废荒凉，感慨此情此景，我也班门弄斧，在观世音菩萨座化的主洞的墙壁上用毛笔写了一首诗。可惜诗的内容我记不得了，原稿也没有保存下来。多少年以后，寺庙恢复，我去参观，再也找不到任何痕迹了。

我虽然在批判白专活动中，没有再去积极参与，但我在学习和其他方面表现还是好的，不断要求进步。学校书记也没说什么，我仍然是学校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对象。直到高中毕业，学校在我们班级没有发展党员。当然我认为我在高中要求入党，是一个热血青年要求进步的正常表现，但距离党员的条件那是有着很大距离的，毕竟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学生，并不具备一个党员的条件。

高中毕业后，我们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我因为在学校递交了入党申请，是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对象，学校把我申请入党的材料转到了大队党支部。

当时在我们大队工作蹲点的是耀县县委副书记，是一位老干部、老党员。对我入党的事，很重视，很关心。当时上级组织也要求重点培养年轻干部，担任基层大队支部书记。我毕业后，他和我谈话，要求我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安心农村生产劳动，明确表示，重点培养我担任大队支部书记。

我当时也是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决心在农村广阔天地，有一番作为。回乡后，我先是被公社派到耀县文化馆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木刻学习班，打下了一些素描基础。还被公社派到耀县县委党校学习，专门学习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在生产队生产劳动中，我也是吃苦耐劳，各方面积极带头，1975年上半年出席了全县团员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们公社共有22人出席了大会。

我因为小时候体质弱，加上从小在外读书，对农村高强度的重体力活，时间短还行，长时间就不能适应。不像从小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同龄人那样，身体结实，耐受力强。在平整修理梯田的劳动中，我双手虎口震裂，全手血泡，不能握东西。春耕揭地时，要早上5点起来赶牛套犁耕地，由于每天劳动很疲劳，我有时早上不能按时起来，要靠小组长、队长反复喊叫，经常误了干活，脸上无光，很尴尬。自己想，要入党当干部，就要时时处处事事带头，走在前，抢在先，首先要有一个好身板，能扛苦扛造。自己显然没有这个条件。

“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慢慢就松懈了，失去了在农村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对此，蹲点的县委副书记很无奈，很是遗憾。当时我们大队小学一名代课老师被推荐上了大学，学校急需老师上课，我被安排当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虽然还是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对象，但离开了生产劳动一线，再没有受到党支部关注，直到参军入伍也没有实现入党的心愿。

不知道入伍时，我的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对象的材料是否转到部队，自己那时没有那个意识，没有过问。但到了部队，新兵训练结束下到连队，第一件事，就是向连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部队是年轻的群体，处处都是生龙活虎，生气勃勃，活力四射,时时都是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勇夺第一。在新兵连、在连队，想要表现突出，进步入党，除了政治、军事素质全面过硬，其他各方面都要积极表现，争做第一，各排党小组、连支部才有可能讨论通过入党。

我的入党积极分子培养人是我的正、副班长。他们定期和我谈话，经常鼓励我并提出努力方向。我也定期向党小组、党支部书面汇报思想。为了表现积极，我们都会从打水、扫地、整理内务，做好人好事，一点一点做起，看谁更主动，更积极，看谁做的多，做的好，这些工作班里都是一天一点评，班务会上还要自我汇报，集体总结。记得在连队驻地，就连每天早晨打扫厕所，我也是每天早起，抢着第一个去做，但总有人比我起的还早，我一次也没有捞着。

1977年5月，张进海（前排中）在吉兰泰盐场战友合影。前排左为班长、老兵范裕元，右为副班长、郑俊祥

根据我一贯表现，1978年底，党小组、连党支部曾经讨论了我的入党问题。入党介绍人就是连队支部书记、指导员张永虎和副书记、连长王都壁。支部大会上，有的老兵党员提出说我太文质彬彬，不和大家打成一片，指导员让我注意改进，以后再提交支部大会通过。可团里在这个时候借调我去司令部军务股代理保密员，离开了连队。

后来听连首长说，本来我和团直110迫击炮连的文书段军平一起，作为干部破格提拔对象，1978年12月，团党委常委会列入会议议程。会上，有的领导提出我还不是党员，不能提为干部。当时大家意见发生了分歧，有的认为，不是党员也可以提拔为干部，干部和党员的标准是不同的；有的认为不是党员不能提拔为干部，军队干部首先必须是党员，党员和干部的标准应当是一致的，不能分开看待，更不能有两个标准。为稳妥起见，团党委把我和段军平提干的事放下了，等待我的入党问题解决以后再研究，这样我们两个就成了代理干部。

连里知道后，向团党委报告了情况，并召开连党支部大会，通过了接受我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的决议，预备期一年，党龄从1978年12月8日起计算。

有了这么一个小插曲，我和司令部作训股绘图员段军平的提干推迟到1979年2月，又提交团党委常委会讨论，获得通过，时间推后了两个月。由于我的原因，连累了段军平同志，提干也晚了两个月。

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部队过了几个月的党员生活。1979年9月，通过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离开部队，进入宁夏大学中文系学习。党员预备期满一年后，在宁夏大学转为正式党员，当时宁夏大学中文系学生党员就两位，一位是1977级的王振远同学，他是从西北轴承厂考来的带薪学员，原来是厂里的干部，年龄比较大。这样加上中文系的辅导员韩振西老师，才组成了宁夏大学中文系学生党支部。韩振西为支部书记，我和王振远为支部委员。

以上就是我追求入党五年历程，这个过程从中学到生产队，从生产队到部队，从部队到高校。这个过程是我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过程，是我对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理想、信念不断提高认识，加深理解的过程，是我对党组织从朴素感情到理性认识的升华的过程，是不断从思想上、组织上入党的过程。

张进海（左二）在宁夏大学与同学合影

特别是在高校，我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使我在政治理论的系统性方面，有了较大提升。

四年的大学生活，还是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做为一名军人，做为一名军队干部，又是班级唯一的一名党员，我是幸运的，自豪的，同时又是孤独的，寂寞的。面对全新的环境，特别是经历了1980年前后知识界的自由化思潮，面对前所未有的激烈思想交锋和惊心动魄的思想斗争，我在思想上也经历了一次洗礼，使我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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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进海在贺兰山清水沟团部留影

作者张进海 字逸之，若水斋主人，陕西铜川人，1976年12月入伍，历任陆军第二十师五十八团82无炮连战士、文书，团司令部保密参谋，宁夏军区政治部文教办、干部文化学校、教导大队干事、文化教员等职。1987年11月转业，先后从事行政管理、宣传思想、文化旅游、教育教学、社会科学、方志编撰等工作，现已退休。

原文编辑：曹益民

本文编辑：徐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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